百度 　　由此看来，艺术院校的招生考试变化只是引导学生走出应试，回归兴趣的一小步，还需要改革大学艺术人才培养的一大步，真正从重视学历，到重视能力进行培养。

　　主持多个国家和教育部重大项目，多次获得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陈伟在简牍研究领域已经可以用成果斐然来形容，但说起自己印象深刻的研究成果，仍会提到他在武汉大学就读考古学专业大四时，撰写的第一篇学术论文。

　　1957年至1960年，5件鄂君启节相继在安徽寿县出土，这是楚怀王颁发给鄂君启，用于商贸通关的免税凭证，对于研究楚文字和楚国历史具有重要价值。1958年，郭沫若撰写《关于鄂君启节的研究》一文，随后谭其骧、于省吾、商承祚、黄盛璋等古文字学家和历史地理学家，都对其做过讨论。而在陈伟看来，前人的研究虽然精彩，却也仍有值得推敲的地方。

　　在大量收集资料、比较古文字字形后，陈伟将先前释为“沽（湖）”的字改释为“油（淯）”，并进而提出，“鄂”的位置不在今天的鄂城，而应在南阳市北。他写成《〈鄂君启节〉之“鄂”地探讨》一文，后来发表在1986年第2期的《江汉考古》上。古文字学家朱德熙等多位学者，都予以肯定和引述。“一是不要过度相信学术权威，二是要尽量全面准确地掌握资料。”陈伟谈到，这篇论文虽然如今看来不无稚嫩，却在当时让他在治学方法上初窥蹊径，帮助他推开了学术研究的大门。

　　“层出不穷的简牍充满魅力，有的可验证既往认知，有的可开辟新的课题。”1991年前后，陈伟将研究目光聚焦于包山楚简，自此后他便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简牍的文本复原和内涵解读方面。2003年起，陈伟连续主持了两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楚简综合整理与研究”“秦简牍的综合整理与研究”，对多批楚秦简牍展开再整理。

　　从引入红外成像设备到洽商简牍收藏机构前去实地拍摄，从文字考释到内涵探讨，作为项目主持人，陈伟亲力亲为，激励课题组同事，不断逼近简牍文献的原貌。2014年，项目的主要成果《秦简牍合集》4卷6册出版。这部合集对早期出版的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牍、龙岗秦简牍、四川青川郝家坪秦牍、湖北荆门周家台秦简、湖北江陵岳山秦牍、甘肃天水放马滩秦简7批秦简牍资料进行了系统性的再整理，甫一面世便收获了国内外众多好评，成为研究秦简牍的基本文献。

　　简牍上承甲骨文和金文，下启纸质的写本和刻本文献，在中华文明发展传承的脉络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独特的学术价值。陈伟认为，要更好地理解这一点，就要把简牍放在历史的视野中比较分析。相比起甲骨文、金文以龟甲、青铜器为书写载体，简牍取材于竹、木，书写成本大大降低，即使是普通民众也能制作使用，有助于打破贵族的知识垄断；同时，编联成册的简牍能够承载更庞大的信息量，满足文书、律令日益增长的需求。“中国之所以在春秋以后出现百家争鸣、学术繁荣的景象，与简牍的大量使用是分不开的。”

　　目前，陈伟专注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云梦睡虎地77号西汉墓出土简牍整理与研究”。陈伟介绍，计划再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完成《睡虎地西汉简牍》6卷本的整理出版。此外，在研究层面，陈伟主要关心秦至西汉早期律令的性质、结构、沿革等问题，期望用五到十年时间，把这一阶段律令的几个剖面及其相互关联理清，切实证明秦汉国家拥有完整、统一的法典。

　　由于竹木材质的脆弱易朽，简牍的文献整理、文本释读充满繁杂与艰辛，简牍研究常常以一种“冷门绝学”的姿态出现在大众视野。陈伟自然对其中荆棘载途多有共情，他曾在文章《文本复原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中写道，先秦时代以竹简形式保存的出土资料，都要经过认字、句读、编连、分篇几个环节，才能进入一般意义上的古籍整理阶段。也因此，在学术研究之余，多年来他一直呼吁有关部门要根据学科实际情况，出台有针对性的政策，给研究者尤其是青年一代学者必要支持。“简牍学‘冷’的特性是很难改变的，要让学科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一定要有可执行的政策保障。”（光明网记者金凌冰）